講者｜陳珮瑜、徐湘芸
時間｜2023.10.14（六）15:00-17:00
地點｜Lightbox 攝影圖書室

開場

阿定：

感謝鏡傳媒 READr 的兩位記者，我認為「 Metoo 進行式」這個標題取得很好，謝謝他們針對 Metoo 進行中的各式議題，包含事件進入司法體系後，所要經歷的事進行調查。要做這樣的題材，除了深刻的研究外，不免需要經歷許多情緒勞動，感謝他們。

講座第一部分｜導讀、動機與起心動念

珮瑜：

謝謝大家願意在週六下午來這場活動，我們會分享做專題時的主觀感受與觀察。

最初，臺灣 Metoo 運動的開始是因為，當時政黨的黨工在網路上揭露自己所遭遇的經歷，於是就開始有非常多的事件被揭露，如同星星之火被點燃。

在社群網路上揭露的那些事件中，每個事件的當事人和加害者可能有著不同的關係、發生在不同的場域，許多都是發生在十幾、二十年前的事情，貼文底下都會有許多反饋，有鼓勵、疼惜，也有人試圖提供協助。而作為資料新聞的媒體，我們便開始思考可以做什麼，並盤點手上可以的資料。

READr 作為資料新聞的團隊，我們找了哪些資料？

首先是「輿論」，因為許多案件揭露都是在臉書（Facebook）上，包含當事人的貼文、反饋的留言等，所以我們覺得也許可以試著就此分析。

相較國外，Metoo 運動在臺灣發生的較晚。因此我們思考，也許從判決書中也可以找到我們想要探索的內容，或許可以是我們挖掘相關資訊的資料庫。今天會為大家揭密，我們最後決定使用哪些資料。

今天的內容會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資料」，說明就「資料記者的觀點」如何選擇資料，第二部分則會分享「訪問的對象與內容」。作為媒體，我們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常常會不停的拋問題，試圖獲得答案。

而在 Metoo 這樣的題目中，或許有些問題會有答案，不過大部分是沒有的，這也是接下來會和大家分享的。如同標題「 Metoo 進行式」，許多問題都還在進行中，例如訪問對象其實這陣子仍會給予回饋，包含案件的進度，或是案件對他們而言的意義。

「資料驅動」（DATA DRIVEN）推進新聞內容的報導

READr 的報導以資料新聞為主，透過大量的資料旁敲側擊，試圖將事件具體化。例如當案件發生時，除了訪問當事人、利害關係人，我們也會訪問資料。資料新聞聽起來很抽象，其實不然。例如，前陣子的屏東大火與消防員權益有關， 所以我們除了訪問消防員，也從現有的、政府提供的資料、相關法規資料出發，蒐集報導內容。

或以明年的總統大選為例，在候選人們針對兩岸議題發言時，我們也會思考他們對於議題的態度是始終如一，或是有一些改變。除了訪問候選人，我們也調查過去的資料，例如找出各個候選人自2018年至今曾經針對兩岸發表過哪些意見。

這樣的作法是產製資料新聞時較為典型的作法，我們會拉出時間的縱軸，觀察不同時空中，同樣的議題有什麼不同、改變。

所謂「資料驅動」（DATA DRIVEN）就是，讓資料開著車，帶我們去一個地方，但我們不會預設最後是會找到沙漠，亦或是找到綠洲。目前這個題目是綠洲，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笑）。

• 所有和性暴力相關的法條

  回到關於 Metoo 的議題，上了 Metoo 這台車，不知道是康莊大道還是雲霄飛車，在這峰迴路轉的道路上，蒐集大量資料可以為我們提供 insight 並形成假說，雖然這些假說常常都不會成立，但也會找出自己的樣子。在六月初，我們在半個月內觀察這些案例有什麼樣態、又有多少的 Metoo 事件，再思考可以怎麼做。

  因為樣態多樣，所以我們一開始想說，可以從國外 Metoo 運動開始的 2017 年起，找找看國內判決書所登錄的性犯罪相關案件，觀察到底有哪些樣態。針對性騷擾與性暴力案件發生的空間、場域，或是當事人間的關係，是否有權勢、權力結構徹底調查。

  不過因為性犯罪相關的法條眾多，如強制性交或猥褻、乘機性交或猥褻等，實在太多了，若全部呈現可能會導致報導難以如期完成，所以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限縮題目、要用什麼樣的觀點切入。

• Facebook 上談論 Metoo 的輿論

  2018 年，臺灣 YouTuber 囧星人（本名為余玥）有在臉書上分享自己的受創經驗，不過並沒有造成特別的餘波，或是也有些人揭露自己過去發生的事情，都不像今年的有這麼大的迴響。

  2021 年，藝人鄭家純與記者房慧真發起一個展覽（38號樹洞- 性騷／性侵真人故事信件展覽），是來自鄭家純的受創經驗，並延伸發展為系列活動。我們本來以為有機會能拉起一個很大的討論，但並沒有像這次事件一樣。

  因此，我們很好奇，為什麼在台灣，相較於今年六月許多性暴力受害者在臉書上自我揭露，無論是 2018 年囧星人的分享、2021 年鄭家純的展覽，甚至是更早一些時間的美國 Ｍetoo 運動，都沒有帶起大規模的討論？這是我們提出的疑問。

  於是，我們在臉書上抓關鍵字，只要該貼文有談及 Metoo ，我們就把這則貼文與其底下的留言抓取下來。後來發現這是一件耗時鉅作，且難度很高，如果把抓貼文難度比喻為 1 的話，抓留言的難度就是 100。

  我們發現，在眾多談論到性犯罪的討論中，加害者與被害人雙方對於「是否允許事件發生」的理解非常不同。加害者可能覺得對方「沒有明確拒絕」、「舉動看不出來沒有想要」，被害人則會認為自己「已經明確說不要」。

  針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很好奇法官如何對這樣不同的說法下判斷，所以我們從判決書觀察起。

• 回歸判決書：便是性暴力的灰色地帶

  判決書中記載了相對完整的事件描述，可以看到加害與被害雙方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對方的行動。最為關鍵、重要的是，可以找到法官如何看待兩造的說法，然後下定自己的判斷與裁決。

  於是，我們將題目錨定在「性騷擾與性侵害的灰色地帶」。是什麼東西讓當事雙方中，一方覺得可以，另一方卻覺得不行，而這個東西在司法上成不成立，是我們想要探索的。

  第一步，我們決定以判決書作為要探索的資料，接著，我們決定要尋找存有討論的灰色地帶的案件。特別是騷擾、猥褻等案件，很可能會有灰色地帶存在，便是我們會想要聚焦探討的重點。對於如何認定「同意」，是許多人會有的困惑，我們想要試圖去找出那個樣貌。

訪問的對象

• 資料本身：判決書內容

• 受害者：不同場域、關係的受害人

• 司法從業人員：下裁奪的人現身說法

三種不同訪問對象，我們也有三種不同的呈現方式。

接下來呈現的字句，全部都是從判決書裡面擷取的：

透過判決書，我們希望觀者能看見不同樣貌的受害者與不同的遭遇，壓迫與侵害可能發生任何場域與關係，即便是在家中、存在於朋友間。

被害當事人「覺得不舒服」、「被侵犯了」的說法，是我們希望可以呈現出加害者造成的壓迫感。加害者與受害人是無所不在的，例如走在路上，被別人摸了一把，可能會覺得不舒服，但加害者可能不覺得自己是在性騷擾。

另外一個重點是，我們想要陳列出，針對同樣的行為舉動，發生在不同的場域、不同關係中，被害者與司法從業人員是如何看待、進行判斷的。
有一個案例是，一位學生在校史室中被老師觸碰肩膀，覺得自己被騷擾，但法官認為事件發生已經過了十幾年，被害人記憶有流失、混淆的風險，所以被害人的說法無法作為加害者的犯罪證據，於是判定被告無罪。

我們利用圖說情境像是下雨的場景，以及七個關係場域中，三方的關鍵說詞，作為資料的主要呈現方式。

六位受訪者

受害者

訪問判決書的資料外，我們也訪問六位受害者。因為多數受害者不希望被辨識出，所以採取匿名的方式。

我們用了 AI 製圖呈現訪問事發當下的情境，包含有些人想要走司法程序，也呈現了對於受訪者而言印象深刻的經驗。

例如一位受訪者是遭到職場性暴力，並且是近乎性侵程度的對待。他分享，當他接受檢察官偵訊時，覺得許多提問都對人不對事，也讓他感受到被質疑。例如，因為受訪者受過高等教育、學過防身術，所以檢察官問他：「明明有過肩摔別人的能力，為何當下沒有對他過肩摔？」

像這樣對於受訪者來說印象最深刻的內容，我們希望可以盡量用手上擁有的資源，用圖像呈現受害者想要述說的故事，而不是以單純的文字。

司法從業人員

我們則選擇以文字為主，例如他分享刑事訴訟的流程、《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平三法）的相關內容。因為今年七月底剛好是三讀修法，而在修法後有些權益是新增的，司法從業人員用專業工作者的角度分享給我們，因為司法的內容往往門檻較高，所以我們會把他轉譯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文字，並用表隔呈現。       

從資料關心 Metoo

湘芸：

過去 READr 有非常多處理判決書相關資料的經驗，像是《跟騷法》上路前，我們整理了過去的相關案件，進一步了解為什麼需要立新法規範，其他還有如《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所稱的「假訊息」應如何判斷。

判決書系統中有許多的資料，可以從精確的罪名找到人們的真實經驗，透過當時兩造說法的紀錄，了解當時的情況。而性暴力的案件多規範在《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從《刑法》第 221 條到第 228 條，不同權力關係下的當事人應如何透過法律進行救濟。

我們決定將問題聚焦在《刑法》第 228 條，​​也就是權勢性交、乘機性交等罪，因為相較於具有強制要件的第 224 條強制猥褻罪，前者存在更多可討論的灰色地帶。

尋找資料時，我們除了用相關罪名搜尋以外，也利用司法院系統 API 找到所有判決書結果。我們設定希望可以在判決書中切出哪些欄位，以便直接看到各個案件中的場域、關係。

• 每個判決書都是獨立事件

  工作流程中，我們請工讀生一起進行，因為有大量資料需要進行判斷，也要完成非常多的資料欄位。判決書的資料其實非常細緻，例如教育、社交關係、騷擾的地點、加害者的行為與次數、觸碰到的部位與時長、當事人事後的長期反應為何，以及判決主文、原因與刑度等。我們也利用 chatgpt 作為工具。例如，我們給了他一個角色定位「你現在是法官，請協助我們進行判讀」。

  在閱讀判決書資料後，我們發現每個判決書都是獨立事件。舉例來說，若案件經歷兩級法院的審理，一審法官和二審法官不會做出完全一樣的判斷，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法官會依照自己的自由心證判案，所以雖然同樣要經歷完整的法庭流程如詰問，加害者被定罪或是不被定罪的原因的理由也不盡相同。

• 同個被告、多個受害人、多個判決

  我們也看見，同一個被告可能參與了不止一個案件，因為出現一個被告，但有多個受害者加入，而法官則會針對不同受害人進行判決，因此會有同個被告、多個受害人、多個判決的情況。

• 公訴不受理的所有可能性：撤告、和解、證據不足

  不受理各自有不同狀況，可能是證據不足、當事人和解等。雖然最後都是公訴不受理，但對受害人或是對整個 Metoo 運動來說，都是完全不同的處理程序和結果。

當事人之間多樣的關係

• 老師和學生
  沒有權力為學生打學業成績的補習班老師算是老師嗎？與學生的關係如何呢？

• 髮型師和客人的關係
  即便有以客為尊的觀念，剪髮時客人坐在位子上不能動彈，究竟是權力上的高位還是低位？

• 夜市擺攤的突襲式觸摸

• 整骨、按摩會館的非醫療行為
  醫療行為是有特別被規範在《刑法》第 228 條中的趁機性交行為的行為樣態，而按摩、整骨雖然非醫療行為，但卻有著近乎於醫病雙方中的權力關係，是否應該用第 228 條處罰？

• 跟同事一起在公司烤肉算社交還是職場？

這些題目面臨很多的辯論，也都是當事者真實面對的困境與問題

• 行為質疑：什麼樣的觸摸算騷擾

• 反應質疑：哪個反應不合理

• 犯意質疑：不小心 vs 故意

• 關係質疑：是否有權勢關係

法律會帶給被害者信任的質疑？

大家都說「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門檻」，當被害者進入法律救濟程序，代表他們通常已經窮盡一切其他的管道，但都沒有辦法獲得幫助。

許多時候，法院對受害者的態度與對案件的認定，會代表著「社會（大眾）」對受害者的看法，因此深刻影響著受害者，這也是我們認為重要的。
我們可以在小說、影劇中看到許多性暴力的案例，而我們所分享的受害者親身遭遇，每個案件都不是單一案件，會反覆、真實發生，但卻是大家不敢說、不願意說的。

目前資料的部分進行到這邊，歡迎大家詢問。

｜Q&A｜

觀眾：

請問你們大概彙整了多少份判決書？

湘芸：

過去一年《性騷擾防治法》、《刑法》228 條 1 千多份的判決書。

觀眾：

判決書中有許多案件細節，請問其中告訴人、被告、法官三種角色，在不同的獨立事件中，分別呈現什麼樣的樣貌？或是聚焦在法官，剛剛提到法官某程度代表社會，所以想請問「法官在這些案件中大致有什麼樣貌」？

珮瑜：

我主要負責訪問司法從業人員，如同前面提到的，性暴力的每個案件都是單一案件，我們無法將資料量化，只能將各種資料切得很碎，像是不同的被害人身分、不同的場域（教育、職場⋯⋯）、事件發生當下當事人的反應是什麼（尖叫、推開加害者⋯⋯），我們都盡可能細緻處理。舉例來說，教育場域中，我們預期可能會看到當事人不會呼救、不敢拒絕，但最後，我們發現其實把案件分類、歸類，無法判斷哪個場域，被害人會有什麼特定的反應，每個案件都很獨特。

湘芸：

可能許多人會期待能找到不同當事人間的「共性」，但我們發現，即使是場域一樣、關係一樣、行為一樣，也就是不同案件間相似度非常高，法官判決也有可能不一樣。我們去詢問律師、檢察官，統整資料後發現，決定案件結果走向的主要還是法官的自由心證。
另外像是，當我們想要去歸納不起訴處分的案件，卻發現我們無法從資料中統計出各類型明確的佔比，不過仍然可以羅列出各種原因，這也是我們希望分享給大家的。

珮瑜：

回到我們起初的規劃，就會發現我們想像很豐腴。我們想要抓遠洋的魚，但手上有的網子太破了，沒有辦法處理那麼龐大的情況。所以我們把問題限縮，轉而尋找灰色地帶是什麼，找尋灰色地帶最有可能發生的案件類型。

透過法條搜尋 1 千多筆案件之後，我們把判決書切得細碎，發現法官認為最後不成立的原因，可能是「被害者有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是案件「只有被告證詞」，又或者是「訴訟過程中，法官比對當事人在偵查與法庭中的說詞不一」，法官覺得當事人說詞不一，可能是因為記憶模糊了，導致法官認為證據不具有足夠的可信度。

法官其實也不是故意的，說實在的，以料理作為比喻，其實法官是無法去買菜的人，只能拿著檢察官給的食材去做料理，因此他們頂多只能以證據不充足作結，而無法主動進行偵查找尋新證據。在這樣的前提下，實務中法官也會有因此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地方。

觀眾：

剛剛提到食譜一樣、食材一樣，會因為法官的不同，產生不同的結果。我很好奇，不同文化會產生不同對於食材的料理方式。想請問有沒有試著在判決書中放入不同變項進行分析（例如哪些地方的法院有偏重哪類的判決），這樣的發現有沒有可能是促進一個司法改革的力量？

珮瑜：

這樣的議題是有時效性，必須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才能盡量維持讓議題擴大討論的效果。像是目前在 10 月中，世界局勢、臺灣選戰的影響也都讓 Metoo 議題的討論漸漸淡化，所以還是需要盡快完成。

湘芸：

關於法官是否會因為地區與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決結果，需要龐大的數據為基礎，要在 1 千多筆資料中確立代表性有困難。我們都知道受到同樣的教育，仍會有不同想法、做出不同的判斷，難以避免不同法官間存在不同想法，我們也認為不應該對於特定法院、法官進行獵巫。

訪問過程中，司法從業人員提到他們會上課、學習，但他們也承認這不是一、兩個人改進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法官的決策中，有一些法官認為「only yes means yes」，但也有法官會想要回顧加害者生命歷程、對於關係的認識、當事人間的互動等再進行判斷，不能說必然如此，不過後者的法官，就可能傾向認為當事人間的互動不一定是騷擾或是暴力，而是生命差異造成的感受不同。

珮瑜：

稍微劇透一下，下個部分的內容，將分享我訪問在雲林地方法院服務的法官，他提到不同縣市間，性騷案件的狀況真的會差很多。他在雲林最常遇到的就是小吃店或是摸摸茶，客人主張自己是被小姐（侍酒員）揩油、敲竹槓等（而非真的遭到騷擾），法官就有提到，他相信如果是在高雄、臺北，可能就會有差異很大的案件類型。

我們起初有思考，是否要針對不同地區分析，或許像剛剛針對個案的分析是可行的，但如果歸納某個地區都是特定類型的話，很容易形成標籤，這是我們想避免的。

講座第二部分｜訪問背後：受害者樣貌與司法

湘芸：

接下來是訪問的部分，六個不同情境的案例都是我們真實採訪到的。要注意到的是「不同的關係下，會遇到的狀況不一樣」，不管是騷擾行動、騷擾關係不一樣，甚至是法官對他們的提問都會有所不同。

• 職場

  容萱（化名）是一個大一學生，他在媒體業實習，工作過程中遇到一個非常讚賞他、從業 3、40 年的前輩。前輩會問他「你要去哪裡跑新聞？」、「我開車載你去」。起初一兩次感覺起來都還好，直到有一次前輩突然說「你把頭髮放下來比較好看」，那樣的情況算騷擾嗎？

  一次比較誇張的經驗，同時也是容萱希望把這件事情提出來的原因，就是某一次容萱跑新聞跑到 11 點多，前輩載他的時候說「載你回去的路上，我想要先回家洗個澡」。

  容萱非常困惑但也沒有辦法拒絕，只能傳訊息告訴朋友，「如果間隔十分鐘我都沒有回，請幫我報警」。然後容萱就真的被載回前輩家，坐在他家的客廳，沒有其他任何人，而隔著門板有一個中年男子在洗澡。

  他把這件事告訴回報上司後，上司回答「會去了解」，沒想到上司直接將容萱所有的敘述、困惑，都傳達給對方，然後對容萱說「前輩說他只是把你當女兒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對方對你好，你怎麼會覺得是想騷擾你？」。

  這種話聽起來很陳腔濫調，但真實發生在一個 18 歲學生身上，他會質疑自己「真的是我的錯嗎？」、「是不是我對職場有不同想像」、「是不是前輩習慣的關係？」。

  容萱因為這件事遇到了很多不同的質疑，到後來上司甚至成為類似加害者的角色，例如他會先說「我請你吃飯」，然後又說「不要好了，可能會被當成性騷擾」。

  要注意的是，許多職場案件的加害者不是初犯，甚至很多是慣犯，容萱的情況就是如此，他曾聽同事說「前輩不是第一次」。或是，當受害者想要向外求援時，加害者甚至會說：「你不是第一個，你怎麼會覺得對外求助有用呢？」。

  還有案例是，受訪者其中一個家內性侵的案件，受害者的姐姐其實也是受害者。另外也有社交案件，是等到受害者將事情說出來後，才知道不只有自己受害，這是我們在不同的案件裡看到一樣的事情。

  在性暴力案件中，許多受害者都案發過後很久，才因為一個很小的事件被觸發，就像是電燈開關一樣，突然發現加害者不只對他，而是用了同樣的暴力對待別人。因為如此，後害者才從自欺欺人的惡夢中幡然醒悟，意識到自己遇到的事情並不合理。

• 教育

  孟萱（化名）在跟老師工作的期間被老師 PUA ，例如老師會摸他、坐在床上要求他幫忙按摩，這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煉成的。

  當孟萱覺得怪怪的時候，老師會說：「你不是想要當好的編輯嗎，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如何成為好的編輯？」當一個所謂「教育者」、「領導者」對你講出這樣的話，你會不會開始質疑是自己眼界狹小？
  孟萱一直都沒有察覺問題，直到有次回到學校，他看到一模一樣的情況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從外人的角度，他才發現這些對話與發生過的事情並不合理。

  這不僅發生在教育場域、職場，在其他有上下權力關係的場域都有可能發生。如果沒有辦法察覺這些，可能只會覺得自己只是不喜歡某一些親密關係的接觸，而沒有意識到這些暴力事件對自己的影響。

• 親屬

  這是六個案例中，唯一一個具名受訪的案例，並且是受訪者要求的。受害者本身是諮商師，他想要說的是，許多家內性侵案件的當事人最後都沒有活下來，他是少數的倖存者。

  他遇到的情況是，國小到國中都被爸爸家內性侵。爸爸會對他說「親一下爸爸，爸爸給你零用錢」等，後來雖然被媽媽發現，但來自中國的媽媽所有的經濟來源都掌握在爸爸手中，媽媽能做到的只有對爸爸說：「小孩月經快來了，你不要再這個樣子，懷孕怎麼辦？」。

  這個案件後面還摻入了不同情境。事情被揭露後，當事人才從姐姐口中知道，爸爸會在他們的麥片牛奶中加入安眠藥，等他們睡著後，進入他們的房間性侵孩子。
  原本應該是愛的象徵的麥片，卻會被父親下藥，讓他們讀書讀到一半或是看電視看到一半會突然睡著，所以他從小只能在藥效發作前趕快把事情做完，但當事人當時以為，自己只是比較嗜睡。直到後來姊姊說出來，他才知道嗜睡是因為爸爸這樣的行為。

  報導中我們用 Midjourney 製出的圖，是姐姐在 10 元商店看到的門栓鎖。當事人說：「原來我們的傷痛只要一個可以直接釘在門上面、30 元的鎖，就可以解決了，可是我們卻有七、八年的時間，都在這個情境當中。」。
  這個案例，最後沒有進入最終起訴環節，因為這個案件被老師知道後，加害者馬上就逃到中國，甚至在當地與母親一起開了補習班。

  這些事情我們可能會覺得很難想像，當傾聽受害者的分享，還是有一個力量。在一般人聽來像是一個個故事，但都是受害者們真實的經驗，直到現在可能都還困擾著他們。

• 社交 案例 1

  社交場域中的性暴力案件最讓人困惑的就是「明明是認識的、信任的人，卻會突然變成大野狼，做出令人無法接受的事情」。

  Emma（化名）在才藝班遇見騷擾的加害者，而才藝班的老師是加害者的哥哥，當 Emma 遇到重大身心狀況的時候，是老師帶她去看醫生，所以老師幾乎就像是他的救命恩人。

  可是他的弟弟卻是對 Emma 性暴力的加害者，利用他們一起喝酒的場合，在 Emma 要去上廁所時跟上他，並強迫 Emma 幫他口交，或是以聚會為由將 Emma 騙入漆黑的房間，要 Emma 為他口交。

  像這樣因為受害者當下沒有「轉身離開」，後續衍伸的的一系列事件比比皆是。但我們的社會應該要教會一個女生「轉身」嗎？

  這整件事情讓 Emma 崩潰的是，這些事情從 2018 發生到去年年底，讓 Emma 說出來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加害者開始得寸進尺，會在一些場合偷摸 Emma，直到有其他女生發現，認為 Emma 要將這樣情況說出來。

  最後 Emma 真的說出來了，但他的朋友選擇保護他的方式，居然是維持跟加害人社交，而與 Emma 保持距離。Emma 最後崩潰的原因就是，朋友們在棒球場上的合照沒有他，讓他想到自己曾經和朋友們在棒球場上的合照，然而現在他的朋友卻都選擇和加害人站在一起。

  其實 Emma 報案也不是自由選擇，而是服藥後在無意識的狀況下，向警察說出事件內容，而這樣的案件屬於非告訴乃論，才會進到司法程序。最後 Emma 決定要提告，也是因為不希望其他女生有這樣遭遇。

• 社交 案例 2

  被害人 July 曾經和加害者約會，並有過性行為，直到 July 發現加害者會故意摀著他的眼睛偷拍他。後來對方表示想跟他道歉，去 July 家裡坐坐， July 沒想到一個認識十年的朋友，最後卻成為對自己強制性交的加害者。
  July 事發當天就去驗傷，並透過 Line 質問加害人，是否知道自己的行為是犯罪。所以 July 帶著驗傷紀錄，以及加害者承認犯罪的對話紀錄，找到律師想要起訴加害者。

  雖然有很多的證據，但這個案件最後是不起訴。調查過程中，檢察官質問許多不同的問題，我會盡量不用譴責的語氣說話。我認為這個檢察官比較注重當事者的生命脈絡，並認為案件發生只是兩造之間不愉快的相處經驗之一。

  加害者則利用 July 是會書寫性、愛題材、親密關係等相關議題的文字工作者，主張 July 將自己的經驗公開在網路上討論等等。彼時，檢察官拿著以上證據，對 July 説「他（加害者）說在生命中沒有看過你這樣的女生，才會對你做出這樣的事情。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自己遇到這樣的狀況，要怎麼回答？（觀眾嘆氣聲）

  從大家的嘆息可以感受到，這大概不是一個那麼舒服的過程。尤其像當被害者只是想要找到公平、正義，卻要在推進的生活的同時，回答這些很難回想或是回想起來很痛苦的問題，可能也是在法律途徑上，很難去 empower（賦權） 很多受害者的原因之一。

  以上是我們採訪過的案例，以及問卷回收後得到的故事，有許多細節可以討論辯論並讓我們反思。

講座第二部分｜司法部分

珮瑜：

當事人的經驗聽起來很沉重，當他們在敘述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反應，只能靜靜聽完。在受訪過程中雖然有情緒勞動，不過真的很感謝受訪者接受訪談，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傷疤，有些案件甚至都還在審理中。

當事人的狀況會造成程序的不同，例如當事人自己拿著證據到警局報案做筆錄。另一個案例是像剛剛提到的家內性侵案件，受害者媽媽打電話到 113 報案，而當受理案件者追問，媽媽因為害怕便掛上電話，後來是由受理者找到受害者學校，輔導老師介入，整個社會福利行政體系的資源進入，案件才被揭發。

無罪判決或是不起訴，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

我們想要聚焦的是「灰色地帶」，訪問幾位經驗豐富的檢察官、刑事庭的法官、律師。

• 律師提到，整個社會應該有個概念，即便獲得無罪判決或是不起訴，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社會很奇怪，多數犯罪案件都不會去質疑被害者，唯獨性犯罪例外，一般的犯罪案件大多數人會指責被告，如果律師協助辯護還會被罵，但是性犯罪案件中，反而是被害者會被質疑。而被害者的案件不起訴，可能是因為證據不足，請不要忘記還是要給被害人支持。

• 檢察官提到一般犯罪案件有許多獲得證據的方式，例如財務金流紀錄、通聯紀錄等，但是性犯罪案件通常證據非常少。

  因為這類案件很多發生在隱密空間。可以作為證據的，有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對話紀錄、驗傷單、身心科的掛號等，即使如此，相較其他案件而言還是非常少。如果粗略的比較，一般犯罪案件通常有數百樣證據，性犯罪則是有5、6樣就很多了。

被害人的事後反應既是證據，也是枷鎖

許多人期待被害人受創後，有生氣哭泣沉默等反應，但實際上，每個人對於創傷會有不同反應，因此透過「是否有特定情緒反應」作為受害證據，可能會形成案件認定的阻礙。

從我們找的 1 千多筆資料中，我們發現很多法官會將受害者的當下反應作為判案標準，如果當下沒有特別反應，可能就會被認為沒有被侵犯或騷擾。例如法官可能會認為，當事人當下沒反應，在一個月後才開始有情緒，就無法作為受害的直接反應。

• 「我給強暴犯做了早餐」

  檢察官和法官也提到，許多社會倡議或是社群平台上的文章，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法官社群，思考處理類似案件時可以如何改進。

  例如 2016 或 2017 年，社群媒體上流傳的一篇貼文「我給強暴犯做了早餐」，故事提到被害人被侵犯時，加害者主張「我真的很喜歡你，才對你這樣」，影響了受害者對於案件的認知，認為「好像沒有那麼不合理」。
  也會有法官建構對於受害反應的不同想像，為司法從業人員帶來反省、改進的機會。

  另外還有像是檢察官、法官分享，有時在詢問時為了避免觸碰被害人的傷口，會營造出「坐在沙發上聊天」的情境，透過氛圍與形式，盡量減少因為詢問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

  更多故事被講出來，進一步讓司法從業人員的社群進行反省、改進，例如不要只看被害人事後反應，來進行案件判斷，也不要用逼人的方式詢問受害者，這是他們有在與時俱進的改變。

影響法官社群的裁判書文化

法官互相認識彼此的方式之一，是透過「裁判書」中的文筆、用字等，形成社群成員對彼此的印象，並且行之有年。

這個關係有其危險性，有些法官為了寫出令社群信服的裁判書，在面向兩造當事人時，沒有全然著重當事人的關係與事實，例如法官全力針對當事人提出的證據說詞逐一駁斥。又或是法官質疑被害人的身心科就診紀錄，病發原因不一定是因為受創，甚至不採納這樣的證據，這些公開記錄在判決書的內容，對被害人而言其實都是二次傷害。

每個圈圈都相對封閉，法官不會知道案件當事人的後續生活，而傾向將重點放在自己所處的社群，以及社群中的其他的法官。

不過這些情況漸漸有在改變，有法官不再用逐一反駁的方式進行，而是把駁斥原因統整為證據不足。

• 法官的心證

  可以將審理過程想像為，法官在開庭一開始時，是將兩造當事人放在空空的天秤上，再慢慢加上證據砝碼。審理時，法官再依照證據、當事人說法，在天秤的兩端擺盪的砝碼之間權衡。

  權衡證據的就是法官的心證，如果存在對法官來說的關鍵證據，儘管證據不多，法官也會認定有罪。也會發生將大量證據羅列出，法官還是認為無罪的案例，這就是法官心證的過程。

• 司法的極限

  司法體系中的檢察官與法官，只能藉由事後的證據進行裁奪案件，無法力挽狂瀾或是完全還原真實。立法者能做到的是，盡量針對可能發生事件的場域做出規範，例如：《刑法》第 228 條的權勢性侵、猥褻。至於司法實務工作者，則是盡可能不要對加害者二次傷害。

  檢察官提到，少部分法官審理的作法是，直接詢問被告是否知道「受害者對加害者提出告訴，就是因為不希望加害者做這些事」，反而不詳細審理驗傷單、對話紀錄等證據。也有些法官審理案件是，除非加害者可以證明自己沒有違反對方意願，否則就是有罪，不過大部分還是會依照實際證據判案。

  這會回到司法極限的問題，我們也許不能將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到司法上，而可以多關注教育等面向。

｜結論｜

珮瑜：

媒體工作者會不停拋問題，並希望獲得答案。關於性暴力案件中的灰色地帶，我們可能有一些問題也得到回答，像是證據不足這件事很難被處理，因為案件通常發生在相對隱密的空間。

現在檢察官、法官對於性暴力案件的處理漸漸有意識，會留意降低被害者受到二次傷害的可能性。儘管最後結果不盡人意，但司法從業人員漸漸改進，也是我覺得有被回應到的問題。

但如果想要詢問的是「『 Metoo 進行式』有沒有可能變成『 Metoo 過去式』？」，這是這篇報導沒有辦法回答的。

Lightbox 在昨天（10/13）貼文中的故事，提到，有隻熊跟有隻鹿要幫狐狸排解困難，但他們採取了不同的方式。鹿的方式是告訴狐狸怎麼做最好；熊則是表示知道自己可能無法幫上什麼，但會陪在狐狸身邊。

Metoo 運動中，也許我們可以給予受害者的支持，就是做一隻可愛的熊。謝謝大家。

湘芸：

前天 Emma 跟我說他收到案件不起訴通知書，他很難過的說：「為何壞人沒有承擔責任？」但他也跟我分享了另一件事，他說，在案件的測謊過程中，測謊警官詢問他非常多的問題，但最後警官對他說：「你走出去測謊室唯一要記得的是，剛剛那些問題不應該困擾你，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做錯事情的人不是你。」。

我在做報導過程中，讀了日本創傷社會學作家的著作《環狀島效應：寫給倖存者、支援者和旁觀者關於創傷與復原的十堂課》，如果大家聽完這些覺得很沉重，可以去看那本書。裡面談到「你要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如果協助受害者，你在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什麼事情」。因為你陪伴的人可能不想要去談，他也可能會指責陪伴自己的人，因為你可能是他唯一搆得到的對象。環狀島效應裡面有一個將社會比喻為水位的形容，當社會水位越高，受害者就會溺死在裡面，他們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

一個記者，用非虛構寫作的方式，將真實的故事寫出來，了解其他人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你的朋友們可能可以將這些內容延伸出去，觸及到一些不夠了解特定場域或權勢關係的人，這樣可能對大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謝謝大家。

阿定：

剛剛湘芸說到的測謊警官對 Emma 說「做錯事的不是你」這句話令我很觸動。許多案件中受害人的第一反應是會先開始檢討、質疑自己「是不是我怪怪的」。就連周遭的人可能也會這麼說，或許在了解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旁人或許可以當那隻熊，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傾聽受害者的聲音、feeling with people，儘管同理心的展現不是容易的。而通常被害人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也是很不容易的，超級困難、超級不理所當然，但他還是做了。

媒體的角色，或許是間接的轉述，讓故事更加條理分明讓更多人了解發生的事件，因此媒體在這件事情上的社會責任，我覺得是重要的。有辦法藉由媒體的角色，訪談案件中的各利害關係人非常難得，也讓我們對事件能夠有不同的觀點。

｜Q&A｜

Slido 提問：

想請問律師在 Metoo 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包含受害人／加害人兩方律師）？

湘芸：

Emma 曾說過，覺得有律師協助很好，並不是因為律師可以幫他打贏官司，而是如果一般來人遇到這種狀況，通常會完全不知道司法程序中會遇到什麼事情，而一個好的律師協助需要準備的事項，例如律師告訴 Emma ，如果害怕無法完整說出的過程，可以先寫下、列出。另外，律師有時候也是好的陪伴者，可以告訴受害者，在程序可能遇到的最壞情況。

一個好的律師可以和被害人分享經驗，讓被害人知道要做什麼樣打算，進一步做出屬於自己的結論。即便結果不是最理想的，但你可以毫不後悔的做出決定。

珮瑜：

一位受訪律師曾擔任加害者的辯護人，也曾任被害者的告訴代理人，他提到性暴力事件被害者中，非常少人會有保存證據的意識。此時，需要律師告知應該要如何保存並盤點證據。例如通訊軟體對話的紀錄，如有直接質問對方並得到對方回應，其實都可能成為重要的證據。

律師作為有經驗的旁觀者，可以適時地拉住被害人。提供專業的諮詢，對於被害者來說是重要的。

檢察官提到，在十年工作經驗中，他體會到相較於早期被害人傾向隱忍，近年的被害人越來越敢於揭露自己的受害經驗。不過被害者的自我質疑、陷入漩渦，還有較難做到保留證據等情況比較沒有顯著改變，我想此時律師是重要角色。

加害方的辯護律師，在角色切換下立場會不同，一位受訪者碰到的狀況是，他的當事人被摸摸茶小姐（侍酒員）指控亂摸對方，當事人主張自己是被敲竹槓。其實這個事實是成立的，因為他真的有摸，此時律師要做的事情是，確認真實情況、建立事實的同時把傷害降到最小，給予最直接、專業的資訊。

Slido 提問：

在資料非常多，議題也有時效性的前提下，你們怎麼設定資料搜尋的斷點？

湘芸：

因為沒有辦法得到母數、佔比，所以後來以列出「樣態」為主。資料搜尋跟過去的方式不太一樣，我們不是看資料的變化，而是訪問司法從業人員，並詢問他們這幾年來有什麼變化，以及一年內有受司法審判的判決書資料。

Slido 提問：

司法上為何不能以是否有積極同意當作證據？

珮瑜：

誠如我剛剛所說的，有些法官會以「積極同意」作為證據，不過也有些法官、檢察官會就被害者在生活中遇到的狀況，形塑他的樣貌。

例如被害人對性抱持開放的態度，或是加害者與被害者長期 dating 的關係，這些情況可能會被法官綜合評估，認為只是一次的不愉快，不一定會是暴力侵害。我覺得很看各個法官的自由心證，而法官分案通常是隨機抽籤的。

湘芸：

（法官的判斷）其實和整個社會風氣也會有關聯。

Slido 提問：

好奇法官在判性暴力的案件時，會去參考其它法官的判例，進而影響判決結果嗎？

珮瑜：

會，這就是我剛提到的裁判書文化。

初上任的法官，可能背了非常多法條，但相關實務經驗幾乎是零，做判定時需要參考前人做的判定。有檢察官分享，法官個人心證的建立，是奠基於前人作成的判決慢慢形成的。

湘芸：

July 的案件獲得不起訴處分書，他分享，自己在過程中看到一位過勞的檢察官。 July 在受害當天就去驗傷，然而他的處分書卻寫下「非事發當日報警」，認為她反應時間過長。這可能就反應出，檢察官和法官需要處理許多案子，所以如果證據不明確，他們可能就會傾向草草結案，去處理其他更有勝算的案子。

Slido 提問：

問要如何挑選你們決定受訪的倖存者？

珮瑜：

從判決書中找到方向，再就每個方向尋找受訪者，最後從判決書中找了數量比較多的七種關係，接下來想要找「陌生人」的關係。

Slido 提問：

謝謝你們辛苦製作了這樣的專題，在訪問中一定有很多沈重的故事，請問心情上兩位是怎麼轉換的，或怎麼與受害者互相陪伴的⋯⋯？

湘芸：

就跟你怎麼陪伴你的朋友一樣。我一開始在思考要怎麼找到受訪者時，我設定的關鍵字是「我也⋯⋯」，其實就是英文中的「Metoo」，他們願意說出來可能是因為臉書形成一個可以說出來的風氣，那麼你要如何形塑自己，成為受害者願意談論這些經驗的對象，是第一步。 

最重要是要同理受害者正在經歷的情況，如果他有憤怒的情緒，也要明白這份情緒不是針對你，而是針對他心中的矛盾。有時候選擇不提告也是一種選擇，無論如何都應該尊重、理解、肯定對方的感受，這是最基本，也是他最缺乏的東西。

觀眾：

有沒有相關判例，是被害人對於受害經驗和加害人的說詞完全相反的，例如加害人的聲稱是「被害人有明確的積極同意」，被害人聲稱則是「完全沒有同意」。如果依照法官審判的原則，是否就會必然回到無罪推定的原則之中？

珮瑜：

受訪法官回答過這個問題。他說明，司法界有個 ABC 流程，例如記者要針對議題回答出五個 W、一個 H 的提問（人、事、時、地等）。而司法審判的有一個重要原則是「罪疑有利被告」其實就是「無罪推定」，例如陳進興案，即便他有明確的犯罪行為，他進入法院時會先是無罪的。要靠檢察官提出充分證據，經過法官心證也認為他有罪才會認定，否則在此前，法官判案的基本原則就是推定嫌疑人無罪。

法官也有分享，即使他認為被告一定是有罪的，也不能依照自己的感受判案，而是要以具體的證據建構判決。

湘芸：

法律一定不是終點，誠如今天的講座標題，這是一條漫長的癒合之路。今天分享的案例中，只有一個沒有進行司法救濟，其他五個都有，但他們的重點都不是要處罰加害者，而是希望不要再有其他人受害。

因為事情已經發生，再把更多攤開來多講幾次，其實無益於傷口癒合。許多被害者會選擇走司法途徑，單純是為了讓加害者不要再對其他人下手。

觀眾：

那加害者獲得不起訴、得到無罪可以造成怎樣的結果。

湘芸：

在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審判者間有歧見或是共識，便是有進入溝通的過程中，所以即使是得到不起訴處分書，或是加害者沒有獲得懲罰，當事人可能也不會感到後悔。許多被害者最希望的是，加害方明白這件事有不同的可能性，並認清自己有傷害別人。

珮瑜：

我們訪問的受訪者中，除了有幾個沒有走司法途徑（爸爸潛逃到中國變成通緝犯），或學校的性平會之外，六位之中有三位都有走司法途徑到最後，包含剛剛說的 Emma 。但三個案件都是不起訴，還有其他兩位也都是不起訴。

詢問他們會不會後悔利用這樣的方式尋求正義，我們常常獲得的回饋是，他們不會後悔。即便他們的傷口都尚未癒合、還在康復中，以及走這條路需要付出非常多的時間，更可能會受到二次傷害，他們仍然覺得，至少做了就能對自己有個交代。

觀眾：

目前有提告成功的嗎？

湘芸：

我們訪問的目前都沒有。受訪律師提到，很多案件不是自己主動積極提告，而是不小心說出來，或是被通報（告發）。律師說明，若有這個（提告的）過程，比較不容易反過來被對方控誣告罪。因為如果事實是雙方對於一個事實有不同詮釋，並且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曾經發生過這樣的爭議，對方就比較難提出誣告。

｜尾聲｜

阿定：

補充一個不那麼相關，關於裁判書的文化。裁判書中有一句話有點像繞口令，他對受裁量的人說其「雖非故意，但有應注意、且能注意，而未注意」，這似乎照顧了所有情況，似乎展現了「我體諒你，但你應該要注意、而且有能力注意，卻又沒有注意」，然而又完全沒有說明在具體脈絡中，到底應該要注意什麼？這似乎也是一種裁判書文化下的產物。

呼應湘芸的說法，法律判決的最終結果有時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而是過程中的經驗。

被害人進到法律程序的起心動念，我想也許受害者在創傷中，居然願意打起精神讓案件走入司法，很有可能並不只是為了追討自己的正義，而是阻止加害者繼續犯行。因為這個加害者，可能是慣犯。被害人可能會因為，自己明知這件事情有其他人可能會受害，自己卻沒有作為，而變得更加自責。於是，不管法律結果如何，這個過程可能對受害人而言意義重大，這是我個人的主觀想像。

製作這樣的議題報導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兩位還在許多無法被量化的故事、資料中，形成了完整的整理與報導，讓對話和討論可以繼續下去。非常謝謝兩位講者，也謝謝觀眾願意在今天來到這裡。

延伸閱讀

◼︎ Metoo 進行式：申訴無門、訴訟無，受害者充滿荊棘的癒合之路- READr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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