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Lightbox 與高雄市勞工博物館，合作推出一系列專題講座，分別是：

• 疲憊的人——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
• 做展的人——攝影展覽、藝文勞動，及其產值
• 翕相 ê 人——從專業工作到個人創作
• 光影下的紋理——凝視個人勞動到集體意識的動員（勞博館自辦場）

這四場講座，將分別邀請不同領域的工作者，從哲學、歷史、影像工作、展覽策劃等角度切入，試圖描繪出屬於當代社會的勞動樣貌，並重新思考影像工作者在今日的境遇與可能性。

高雄勞工博物館｜展覽課課長兼社群小編 李映萱

顧名思義，高雄勞工博物館（下稱勞博館）是以「勞動」為主題的博物館，現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下轄的展覽課營運，以「勞動」為核心，發展博物館各項專業功能。今天之所以與 Lightbox 圖書室合作，是因為勞博館有一批勞動史料物件，大多為攝影作品，勞動攝影物件可以呈現舊時的勞動景象作為歷史明證，是接觸勞動相關歷史的良好媒介。

然而，我們發現由於勞博館人力短缺，尚未好好整理過這些攝影作品。這次與文化部的計畫，旨在盤點、整理台灣現有的勞動攝影物件，因而發展出今天的合作。本次講座主題「疲憊的人——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也是我很有興趣的問題，在本次合作前，我沒想到會有這麼精彩的題目。這次跨界與攝影領域的組織合作，也跨地域至台北與大家互動，促成今日的活動。勞博館本身的主題特殊也小眾，但近年有不少當代藝術家開始接觸這個主題，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也對勞博館頗有興趣，所以希望透過今天與後續的系列講座，增加與大眾彼此認識的機會，也歡迎各位多與勞博館互動。

Lightbox 攝影圖書室｜阿定

謝謝勞博館與我們聯繫。我前陣子有機會去參觀、看展，很敬佩台灣能有這樣的博物館。在館內留言區中，有看到韓文、日文、英文等來自各個國家的訪客留言、表示讚嘆，因為他們國家並沒有這樣的場館。謝謝課長等人堅持不放棄，即使人力短缺，還是一個人當兩個人用，希望能多做一點什麼。這次的計畫也是，因爲他們不想只是做份內的事，不肯輕易放過自己，這或許也是「倦怠」的來源。看到勞博館所做的展覽、出版物、研究等，都讓我倍感尊敬，很感謝他們所做的事，我只去過一次，收穫滿滿，很推薦大家去一趟。

另外，這場講座並不在我們的合作案內，不過，由於個人認為講者只有攝影師、策展人是不夠的，因而邀請涵榆老師來主講。我自己是涵榆老師的忠實讀者，時常參加他的公開演講、坊間的專題講座等，總是獲益匪淺。今天有機會邀請到涵榆老師，從哲學的角度討論勞動以及疲倦、倦怠相關的議題。主持人則請來陳柏謙老師，柏謙老師在「台灣勞動歷史文化學會」擔任秘書長，也在高教工會和機師工會擔任研究員，長期關注台灣勞工歷史文化，是一位不僅做研究，也有所行動的學者，相信講座將會非常精彩。

前言｜主持人 陳柏謙

大家好，我是勞動歷史文化學會秘書長陳柏謙。本學會成立於 2019 年，由一群關心台灣勞動歷史文化的成員組成，如學者、工會工作者、資深前輩等，致力於相關文物的紀錄、保存、徵集、檔案整理等文史工作。

本次合作的系列講座是勞動議題與攝影議題的交集，總共有四場。第一場邀請到涵榆老師主講，老師的著作也在今年勞動節出版上架，理論密度相當高，需要花時間細讀。涵榆老師是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的教授，之前見到涵榆老師大多是在台灣高教工會，他是工會成立以來的長期支持者，工會在大學內部的勞動相關議題記者會或陳情場合邀請涵榆老師，跟老師說明始末與訴求，老師幾乎從來不曾拒絕過，每次活動也都會義無反顧地到場支持。每次看到涵榆老師，形象都是從容優雅的，這與「疲憊的人」反差有點大，滿有趣的。

疲憊的人——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黃涵榆教授

謝謝 Lightbox、勞工博物館的邀請，以及柏謙的主持，也謝謝各位抽空參加今日的活動。我必須澄清一下，今天的演講是為了配合一系列勞動主題的活動而安排，只是剛好碰上我的新書上市，也湊巧與新書談論的議題相關，並不是我的新書發表會。當然如果大家願意支持台灣出版業，買本書回家看，我也無限感激。

今日的演講雖然會多次提及資本主義，但不表示資本主義的工作模式就是倦怠問題的元兇，也不表示工作就是倦怠的唯一原因，有各種倦怠的表現方式、醫學診斷，不一定都跟資本主義的勞動狀況有關，雖然不可否認兩者之間所具有的相關性。今天的演講，先講壞消息，再講好消息，讓大家帶著希望，回去面對自身的倦怠。

一、詞彙定義

從字詞上理解議題是很重要的方法。英文中，有「exhausion」、「fatigue」、「burnout」，對應到中文，涵蓋了極為廣泛的意義。而台語中的「沒膏」（bô-ko），也貼切表達出了一種倦怠狀態。今天的演講主要會用「exhaustion」對應中文裡的「倦怠」，但有時也會因為思考與行文的需求，選用其他詞彙來表述，例如與之連結較強的「boredom」，即對應到中文的「無聊」、「煩悶」。

引用《牛津辭典》的定義，「exhaustion」包含榨乾、抽光能量、力氣，甚至是活下去的意願，從此切入來討論「倦怠」，這不僅是大腦神經、生理狀態，更與情感、精神有關，所以疲憊、倦怠的人，自然會感到厭煩、幻滅、無助、欠缺動機、不安躁動，這些都是倦怠相關的症狀。就臨床層次而言，倦怠就像變色龍一樣，相關臨床疾病會彼此牽扯，例如憂鬱、神經衰弱、神經質、歇斯底里、過勞等，以及今日後半部的重點「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若在職場情境中，我們會提及職業倦怠的相關問題，甚至是再延伸一些的「述情障礙」，也就是麻木不仁、不知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另有其他身心症狀，像是慢性疼痛、過敏等找不到病因的自體免疫病變。簡單來講，就是太累了，什麼病症、狀況都有可能會發生。

「倦怠（Exhaustion）」一詞通常指的是對有限（且多為不可再生）資源吸血鬼般的吸取消耗或有害的耗竭，這種過程會使原本運作良好的人、物、系統或環境陷入衰弱或失能的狀態。——安娜．卡塔琳娜．沙夫納《Exhaustion: A History》

“Exhaustion generally suggests the vampiric depletion or harmful consumption of a limited (and usually nonrenewable) resource, which leaves an originally well-functioning person, object, system, or terrain in a weakened or dysfunctional state.” –Anna Katharina Schaffner, Exhaustion: A History

這是文化史中的定義，當作第一部分詞彙定義的小結。簡單來說，倦怠就是指人或系統過度消耗能量，而不能正常運作。以下以此為基礎，延伸討論各種面向。對應到中醫的說法，可能會說是「氣血衰弱」，而文學專注的角度則是文化史的問題，此處的關鍵字「vampiric」，即「吸血鬼的」，這個比喻具體而微地反映出時代發展的狀況，例如：吸血鬼小說的出現與流行，和現代工業社會的集體焦慮關係非常密切。

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靈魂治理

我們要談的重點是勞動狀況、工作本質與倦怠的關係，並從更宏觀的視角切入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問題。大致上，資本主義不是今天才變成我們眼前的樣子，工作也並非突然才變得令人疲憊不堪，而是經過悠遠的歷史發展所形成，其中一部分便與基督教的靈魂治理密不可分。換個角度，這不單是基督教的問題，如果要談論一個宗教的本質、為何會與工作的意識型態掛勾，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每種宗教的思想或儀式，都有很濃厚的經濟思維。以下的討論，比較偏向西方基督教系統。

基督教體系中，「罪」是很重要的概念，其意涵即為各種債務。上帝施予恩惠，我們所虧欠的債務不可能償還——最好是無法償還，才會加深信仰與依附。試想，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各種不同形式的債務全部清光了，世界就會崩潰，因為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是仰賴債務運作的。在西方基督教體系中也有類似的結構，人們虧欠上帝，作為債務的罪過會成為需要投資管理的對象。

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最早主張基督教、特別是喀爾文教派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活動相輔相成，他因此從資本主義的「精神」切入，討論其運作的基本原則，例如「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財富」、「勤樸節儉即是美德」等，這些都是基督教新教、資本主義的核心倫理原則。舉個例子，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經寫給兒子一系列的訓示，都在教導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為成功的職人，他強調守時、節儉、重視職業義務等生活態度，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所要求的特質。資本主義統治的經濟生活，要求人們培養各種能力條件來適應，如同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過程，要演化出一套工作職業訓練或盈利的最佳策略。透過教育，這些價值觀被內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態度，如專注、責任感、自我克制、簡樸等。

背後的關鍵與喀爾文教派對於財富的理解有關。該教派認為，只有當人受到誘惑，耽溺、墮落、享樂的時候，財富才會成為道德的缺陷；如果人認真工作，累積財富，就會是體系中的成功者，這時財富就會變得值得鼓勵，透過財富，得以彰顯上帝的榮耀。另一個關鍵是「禁慾主張」，與工作倫理互相融合，這在富蘭克林的家書中顯現得非常清楚——人生苦短，不應浪費時間，甚至規範一天要睡幾小時，倘若沒有做到，就會遭到道德譴責。得救的方式，就是持續工作，也是抵擋誘惑的禁慾技術。反之如果怠惰，就會遠離上帝恩惠。

除了馬克思，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也有助於理解新教脈絡下的精神治理原則。他提出十八世紀中後期出現了新的「教牧權（pastoral power）」，使得原來得救的意義從「寄望來生」變成「此生」，因此得救、健康、幸福等相關概念都彼此連結，教牧權因此走出原來的宗教體系，進入不同社會部門，家庭、學校、醫院、工廠都在這樣的擴散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教牧權的執行也不再僅限於神職人員，老師、警察、人道組織，都變得越來越重要。傅柯也提及，西方基督教就是告解的宗教，人們透過告解確立真理，接受信仰檢驗，要懺悔、改過才能重生，這些概念都成為基督教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元素。

三、資本主義異化的時間

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科技文化、社會加速帶來了各種精神困境，其中一個重點即為「資本主義異化的時間」。以下以一句話開啟討論：

「時間彷彿是一種絕對的力量，超出我們的意志而運作。」——喬納森．馬提紐 （Jonathan Martineau）《Time, Capitalism and Alienation》

何謂「我的／我們的時間」？如果時間不是我們能控制，如何能宣稱時間是「我的」、「我們的」？我們甚至會覺得被迫活在抽象運作，又強調精準計算的時間秩序中，時間照理來說是人們活著很重要的部分，卻與自己不再親近了——時間「異化」了，感覺被時間追著跑。問題在於，時間、科技、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發展過程中，究竟出了什麼狀況？

這個題目牽涉到時間本質相關的哲學思考，我的思考方向是，時間從來不是客觀的，而是社會決定、社會建構的，受到科技或人類活動所決定，導向「社會時間」的概念。那有比較自然的時間嗎？可能就是依照人類身體節奏而來的，這與社會時間有所不同，但現在，這已經很難區隔開來了。

講到抽象、社會的時間，勢必得談資本主義時鐘的時間，這與科技、計時器有關，使得時間以現在的樣態運作，並扮演這樣的角色。不同文化、時空，丈量時間的方式都不太一樣，對時間的感受自然也會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曾經有個牧羊人部落，他們丈量時間的方式是帶羊去吃草，吃完草回家就是一天，所以每天的長度都不太一樣；或是像壞老闆會故意把時間調慢，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下，人們因為各種時間刻度、間隔、時程、期限而疲於奔命，每天都在追趕著期限，失去對時間的主控權，時間反而變成昂貴的商品，變得既親近又疏離，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

談到「異化」，傳統馬克思的定義是，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生產結果分離，但我們可以進一步加入「時間」這個條件——勞動者做得越多，越脫離自己的時間與勞動成果。所謂異化的時間，不僅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新聞播報、體育賽事等等都依賴即時科技，我們渴望什麼事情都即時在眼前展演，對於時間、現實、身體等，都越來越受到即時科技的制約，甚至是綁架，例如智慧型手機普及，我們依賴手機，把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外包給科技物。透過遠端控制、即時科技，讓時間有效率地為自己運作，但究竟是時間為我們運作，還是我們早已被科技所吸引？

此外，還有「泰勒主義」（Tyler Rationale）——時間透過科學方法作為管理、提升勞動生產效率之用，有大規模集體控制的政治、經濟目的。延伸推薦大家閱讀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的《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其中有個有趣的概念是，疲於奔命跟時間其實是「質變」而非「量」的問題，我們覺得時間不夠用，不能單就時間多寡而言，應該看我們如何體驗與應用並賦予時間意義與價值，在此層面上，就要回顧現代科技發展過程中，不同科技發明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與「時間感」。由時鐘開始，到火車電報、電話，到當前的數位科技，都會影響我們對時間的感受，無形當中都會是倦怠的重要因素。我們應該了解，為什麼主觀上會感覺時間不夠用？是個人態度，還是社會期望？應如何看待自己的活動與生產？忙碌、時間不夠這樣的感覺，必須在不同的軸線中檢視，像是時間的秩序、密度等，這些都與倦怠有關。

四、慢性疲勞症候群和過勞的臨床診斷

接下來進入比較專業的臨床層次討論兩種倦怠類型——「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與「過勞」。慢性疲勞症候群由來已久，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就已經出現，當時主流是神經衰弱，但慢性疲勞症候群與神經衰弱之間有密切時間發展脈絡可循，都是與工作、生活步調、數位環境、科技現實對人類帶來的身心負擔有關。臨床上，慢性疲勞症候群與諸多症狀彼此牽扯，例如「肌痛性腦脊髓炎（ME）」、職業倦怠、憂鬱，各有不同的定義與診斷標準，區分準則大致上是疲勞程度、認知症狀、睡眠障礙、持續時間等，可以參考圖表。

「慢性疲勞症候群」一詞約於 1988 年由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創造，幾年後形成了固定判斷標準，不過指標僅供參考：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勞動後倦怠」(postexertion malaise)、睡眠障礙、短期記憶或專注力明顯損傷、肌肉疼痛、關節痛、頭痛、頸部或腋窩淋巴結疼痛、經常性或重複性的喉嚨痛，這些症狀的臨床診斷通常會跟病毒感染、免疫失調、神經系統或新陳代謝的病變有關。病因與症狀之間很難找到連結，這時候在臨床上醫生就很難診斷，會轉移到與行為、心理相關層面，強調認知功能、專注力、記憶等面向。很多受 CFS 所苦的人，不管怎麼睡都還是很累，連睡著都很難，整個人難以運作，處在當機狀態，臨床上還是會給予認知行為治療，鼓勵運動、冥想，甚至投藥。

很有趣的事情是，在 CFS 醫學史上，二十世紀後半葉，有幾個醫院或精神病院傳出好幾起集體感染——用「感染」這個詞彙就很有問題。一群人一起覺得無聊、疲勞，主要症狀包含喪失知覺、知覺錯亂、肌肉痠痛等，不同地方的不同病人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幾乎一模一樣的症狀，難道疲勞症狀真的會傳染、流行嗎？討論慢慢指向所謂的「時代病」，我其實不完全贊同這個概念，因為很容易被誤用。醫病關係或診治需要與醫生細微的溝通，一旦過度使用時代病，很容易就蓋棺論定，但我們應該要深究、解釋同一個時代為何會有流行的病症，與情緒、精神相關的症狀，怎麼可能會傳染？所以需要就文化史、醫學史的角度，試著提出說法。在更早之前研究「附魔」時，有部分案例是集體被魔鬼附身，要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同一個時代裡面的人，如何以一種特定樣態表現生病？需要從社會文化、思想、宗教等角度切入。

學者愛德華．修特（Edward Shorter）提出「症狀池（symptom pool）」的概念，大致上是指身心症病人會把症狀套入該時代的醫學思想或實踐中，時代的感受與大眾想像彷彿成為資料庫，人們選取材料，用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展演出能夠在該時代被認可的症狀。像前面提到的「附魔」，被魔鬼附身也有類似症狀池的狀況，時代下對「魔」與「病」的定義，就成為了表現的樣態資料庫。

修特從 CFS 一波波的流行中觀察到，不同時代的疲勞症狀是飄移的，同樣地，臨床醫學診治上，醫生對疲勞的側重點、依據的理論也會改變，診治方法、處方藥物也會有所差異，早期跟神經內科相關，後來慢慢轉移到情緒相關。在醫學研究上，身心症、CFS 的患者對於自己的身心狀態有固執的念頭與詮釋，醫病之間有所爭執，病人甚至可能受到忽略，慢性疲勞的人會把自己的主觀感受提升到與醫生客觀醫學知識互相抗衡的狀態，各種症狀的人們可能組織起來變成互助團體，分享資訊，形成次文化，進而發展出對醫學權威、醫學體制的不信任，人們基本上不只是被動生病，同時也透過身體、身心，對醫生與社會期待表達不滿與抗議。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所謂「時代病」，它就不只是病理上的標籤而已。無論如何，時代病都是飽受爭議的概念，CFS 或任何身心症狀，都有一些神秘面貌，至今仍然無法完全說出真相，病因複雜、充滿異質性的網絡，比較合理的角度是：盡可能多元地理解、診斷，不從單一病因著眼。

五、職業倦怠的症狀與研究

以下討論職場上的問題。首先，早期過勞研究特別針對特定行業，像是大量的情緒勞動，需要強大同理心、利他的工作動機，例如社工服務、醫護人員、老師等，比較容易出現職業倦怠或過勞。臨床上職業過勞的症狀包括：疲勞、頭痛、腸躁、失眠、岔氣 ，不只是生理層面，也與情緒與精神變化有關，像是挫折感、憤怒、懷疑、憤世忌俗、憂鬱等，也與生活習慣有關，例如不當用藥、酗酒等。臨床上治療比較單純，使用類似鎮定劑、巴比妥酸鹽類藥物，讓人不那麼勞累。但同時，也要從組織面切入，而不只是著眼於個人，像是縮短工時、工作輪替、勞工訓練等，這些都曾經被當成是預防過勞的方法。這比較不是我們今日討論的範圍，但也是過勞研究很重要的一環。

過勞研究中，馬斯拉奇職業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 MBI-GS）是很重要的工具，量測身心狀態、個人成就感、專業效率等。芬蘭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過勞個案中，倦怠佔最高比例，約百分之四十的人都有慢性、長期倦怠的問題。有人世界觀也改變，憤世嫉俗的比例大約百分之三十，專業效能降低也有相當高的比例，相關疾病也逐漸增生，如心臟病、糖尿病、肌肉骨骼痠痛、心血管疾病等。職業倦怠與壓力研究雖然屬於不同學科，各有其發展脈絡，但兩者之間有所關聯，職業倦怠、過勞也與憂鬱症彼此連結。

至於如何詮釋或討論倦怠社會，大部分還是就生活層面討論：生活本質改變、各種層次的加速，例如資本主義全球化、私有化、自由化。以科技加速為主因，勞動者的生活樣態也被迫加速，追求一次多工、具備諸多技能，以適應不同工作情境，並維持高效能狀態。如此發展下去，時間的區隔會越來越模糊，工作與休閒的時間幾乎相混，每個人都要多工，追趕不上社會的速度，就會被淘汰，時間也就成為壓力的來源。這樣的發展與市民或個人層次的欲望有所關聯，像是自戀文化、me 文化，只顧自己、有強烈佔有慾，形成主流願望的模式，強調及時行樂的滿足，如此也會成為倦怠的來源。

六、為什麼工作讓人不快樂？

接著我們可以更細緻地談一談，工作本質究竟出了什麼狀況，才導致越來越容易過勞、倦怠？其中一個關鍵是「效率崇拜（cult of efficiency）」，效率成為大家膜拜的對象，工作、生活、交通、通訊、生產、經濟、社會體系，整個世界都被要求要有效率地運作，注重效率的工作與生活會導致工作與休閒越來越難以區分，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麼，總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日子過得非常緊繃，有時候覺得好孤單，但左顧右盼，大家也都一樣孤單。這很弔詭，我們一起孤單，卻沒有任何時間對他人敞開心扉，生活都是失控的狀態。

何謂效率崇拜？指一群堅信動個不停的好處的人們，熱衷於找出最有效率的方法來完成每件事情。他們隨時處於忙碌狀態，一味地相信他們的努力能節省時間和改善生活。——瑟列斯特．赫莉（Celeste Headlee）《失控的努力文化》

這就是典型的效率崇拜意識型態的「幻覺」——不可能真的找到一套方法來完成所有事情。我們總是幻想著，仔細規劃工作與生活，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控制得當，但想像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我們越想控制，反而越容易落得不知到底是誰在控制誰的窘境。

為什麼工作讓人不快樂，有諸多因素可以談。例如工時問題、工時與工資失衡的現象，這個現象由來已久，也不單純只是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而是早已擴散到世界各地，「工作狂」也不再是日本人的專利，對於效率、生產力的崇拜，在美國等其他國家甚至可能更加強烈。前引書籍的作者，曾經引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百分之七十的美國公民相信，努力工作對經濟成就與美國夢而言至關重要，他們大致上接受，甚至有強烈動機認為努力長時間工作是有用的——即使未必如此。這樣的工作倫理與想像，長時間合理化剝削。當工作被認為是值得的，形成強烈的社會監控與譴責，那些沒有盡力、努力工作的人會被看成一文不值。低薪或勞動階級也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受壓迫者，因為這個系統的運作模式是如此：你工作，它給予你少許回饋，讓你不會死得太早，並繼續凌遲你，但你會覺得工作還是有點意義，這是所謂「消費的誘惑」。即使是低薪、勞動階級，仍會受到消費誘惑，想像透過消費提升生活品質、獲得滿足，事實上，消費並不會改變工作超時、受到剝削的現實，甚至反過來成為一種剝削。因此，消費也是壓力與倦怠的來源之一。

除此之外，還可以談談稍早提及的工作與生活界線模糊的事實，工作不斷溢出原先所屬的場合，滲透到居家，乃至於無所不在，工作與非工作的區隔因而變得模糊。疫情期間即是如此，居家工作成為工作的常態，就是效率崇拜的產物，每天都在自我監控效能是否足夠，這也與資訊科技造成的倦怠有關。由於人類身心能力、速度狀態有限，但還是不斷要應付各種要求，這會對身心造成干擾，例如手機螢幕的藍光影響睡眠，對眼睛與大腦帶來損傷，乃至於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問題，已經被列為臨床症狀。許多人的生活被智慧型手機綁架，從工作、運動、休閒到情感表達，都離不開智慧裝置，這就是「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 FOMO），總是每三秒就查看一次手機，害怕遺漏任何訊息。

總結以上，為什麼工作讓人不快樂？可以看看這張圖——納粹集中營門口的標語。被送進集中營，就是展開無常強迫性的勞動，納粹會傳遞「工作是通往救贖的唯一道路」這樣的訊息。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當代工作狀態，思考工作之所以讓人不快樂，其中也包含就學與工作已經不太可能改變生活，過去想像透過就學、工作，得到好的學歷，找一份好的工作，成家立業、改變人生，現在已經很難實現。學校教育、學術體制也也都是在類似的消費邏輯、對績效與效率的追求中運作，很難倖免。

七、作為社會性受苦的倦怠

身心病查無病因，臨床上很難處理診斷也很難根治，但我們仍然需要培養看待這種病痛的態度，我想提出後設哲學倫理思考。走了這樣一趟關於倦怠的研究，我發現人的身體與心靈、欲望與想像、個人與環境、醫學知識與臨床診治等，與社會文化之間有很複雜的互動關係，生病這件事情，應該被放到這樣的脈絡當中，而非單純從生物醫學面向著眼，強調因果連結關係、診斷投藥與治癒等邏輯，應該把生病當成社會溝通與受苦的後果，了解其於不同時代之間的變動過程，會發現臨床醫學確實有其重要性，同時醫學體系也有其局限性，急於蓋標籤在病人身上，忽略生病的其他諸多不同形式，尤其是心理救治，也可能會忽略勞動情境等社會發展脈絡相關的事實，這些都是理解身心症的重要角度。

於是，一方面我們要依賴醫療救治，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身心症還沒受到百分之百的確認，還有可能會被懷疑、誤診。「都是腦袋的問題 」（All in the head）這個常見的迷思，常被用來解釋找不到病症的病因，認為都是想太多、都是人格特徵、情緒等問題，才導致生病，這背後是一種不諒解、排擠，不願意理解對方的困難與複雜性，只願意貼一個標籤就了事，「時代病」也是如此。這樣一來，患有身心症的人可能因而求助無門，走到哪裡都不被嚴肅看待，可能因而拒絕接受醫生診斷，堅稱自己是沒有精神問題的「正常人」，懷疑醫學權威，這不只是個人，而是整體社會發展的現象，演變出「逛醫生」——你不給我合理的答案，我就去找下一個人——到頭來，也還是沒有人能夠給出滿意的診斷。

八、未完的結論：我們還能怎麼活著？

倦怠問題牽涉到公共衛生、醫療政策、勞動條件等層面，試想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身心症開不出處方，沒有診斷證明可以申請保險給付，沒辦法請假，行政程序會出問題。雖然這並非我所研究的範圍，但不代表它不重要。我們可以從這個出發點理解——倦怠問題很難避免，幾乎是普遍存在的狀態。大家都知道不能太累，但多累才叫不正常、才叫生病？臨床上有很多不同等級、類型的身心病，並沒有一體適用的標準。不過還是有共通點，全天下的累人們都處在不斷被剝奪的狀態，可能是自由、人生方向、時間等，這些都變得不再屬於自己。就連一個卑微的願望——得到醫生的理解與同理心，也不一定有辦法得到，甚至可能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我們真的只能被動接受、面對與承受嗎？

今天多次提及時間與加速的問題，有些人會提出「減速」這個解方，但減速的條件與目的是什麼？有一句老生常談：「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後面還有很多沒有講出來的東西，休息的目的是：恢復工作動力，成為更有效、更有用的工作主體，加倍生產力。既然這樣，休息並沒有解決任何事情，只是把壓迫自己的東西當作是一個解答。資本主義厲害的地方就在於，它提供很多減速的裝置，例如旅遊、節慶等，還有「情感商品」，透過消費某些東西獲得滿足感，休閒活動、消費等都提供了減速的可能，讓時間留白，例如搭郵輪、飯店、渡假中心的套裝行程等。市面上有很多消除倦怠的建議與教導，商品、出版品等，都很淺顯易懂地給予方法步驟，例如《留白時間：停止無效努力》，主要是要梳理生活的「開」與「關」，不要太過密集、不要過度強調效率，偶爾把時間留白，練習開、關、走、停，不過度勞累，接著就歪掉了，教導讀者變得更有效率、更有創意，保留暫停和更新的機會，回來做自己——但當我們已經失去自我，何來「做自己」？

剛好 113 年學測國文作文題目是「縫隙的聯想」，我覺得思考這件事情不必有什麼道理，抓住片刻，就可能開展出很多元的想像。我想要邀請大家一起思考「縫隙」的重要性，縫隙與跟習慣的緊密安排、直線性時間不太一樣，而是有無限的可能。這邊已經講到神學的層次，有「彌賽亞」介入的可能，可以是暫時停頓、留白，「空」不表示一無是處，有時候這樣反而能做很多事情，稍微岔開原先的道路，不帶預設立場地「閒逛」，在班雅明的脈絡中，「閒逛」有很豐富的文化生活意義，簡單來說就是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獨特片刻，「縫隙」在任何一個生命階段，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我很崇拜的挪威哲學家拉斯・斯文（Lars Svendsen）寫過一本講述「煩悶（boredom）」的書，其中有一段話：
「某種空虛會出現在煩悶之中，那可能（但不必然）是一種感受力。煩悶將事物從它們固定的脈絡裡拉出來，讓事物能夠有新的配置也開展出新的意義⋯⋯煩悶因著它自身的否定性蘊藏著一種肯定性的轉換的可能。」

一般而言，我們都不喜歡煩悶，但無聊到深處的時候，就會看見自己未曾看見的狀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形上學基本概念中講述三個階段、不同層次的無聊，一開始很煩躁，想殺時間，卻發現時間越來越殺不死，無聊到深刻，連自己是誰、在哪裡等時空條件都丟失的時候，會突然有種跳脫的感覺。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也有一本講煩悶的書，提到「少一點我的多一點」，少掉與科技物或他人的連線，這些連線都可能是過度刺激，導致倦怠與身心症，像是躁鬱、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等。少一些連線，多一些喘息、放鬆與專注。關於專注，也可以延伸一些哲學思考。專注背後有時候是一套權威與規訓，老師常說「專心一點」、「不要分心」，「專注」在現有的科技、文化、政治、經濟體系中是一種制約，甚至是壓迫。所以需要適時抽離出來，區分清楚哪些對專注的要求是倦怠的來源，培養自我體察的能力，思考對什麼有興趣、什麼值得專注，抽離出來尋找「多」的可能性，尋找「縫隙」，過度連線與專注會造成倦怠，所以學習適度分心也是必要的。

班雅明有一本重要的回憶錄《柏林童年》，是他小時候的生活記趣。任何一條街景、遊樂園、動物園，甚至是生病在病床上玩手指所映照的影子，還有捉迷藏、捉蝴蝶等日常遊戲，都銘刻著班雅明孩提時期的生命痕跡。無關緊要的細節，即「微物」，近距離地觀察有形與無形的生活小細節，開展豐富的生命，是《柏林童年》為我帶來的重要啟發。因此，不要輕蔑看待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它們都有哲學色彩或神學色彩的可能。

結語

今天的演講旨在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何面對造成倦怠的原因？也牽扯到如何面對制約、壓迫我們的節奏與體制。思考這個問題的路線，並非要或不要、全有或全無，曾有哲學家說過，想像資本主義毀滅比想像世界毀滅更加困難。多年前，我曾經被質疑「做研究有什麼用」，還是要跟政府申請經費補助，我並不是要推翻體制，而是要思考哪些體制、規則、節奏讓自己不快樂，讓自己疲於奔命——重申一次，這不是全有或全無，不是體制內外的抉擇，而是回到縫隙中尋找喘息的機會與可能。像是卡繆（Albert Camus）《薛西弗斯的神話》最後的小結，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能有喘息的空間。班雅明與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思想，也都提供了我們一些理解的可能性。

走過這樣一趟的研究旅程，對自己的人生很有意義。作為教育工作者，我有個自我期許，不要成為別人痛苦、倦怠的來源，我的課會給學生最大程度的自由，自己決定如何和我的課程連結。作為學術工作者，我也在尋找如何盡可能不再依賴體制規章，能夠少填一張表格就少填一張。

謝謝大家，我很珍惜今天的聚會。在壓得喘不過氣的日子裡尋找縫隙，找到不同的題材與方向，大概就是我想傳達給各位的訊息。

Q&A

Q：
讀過很多關於工作倦怠的書，發現西方著作中比較少提到東北亞比較大宗的倦怠來源——人際關係，想請問老師對這方面的看法。另外，我自己也在想，倦怠的其中一個來源會不會是，我們誤以為自己有這麼多的自由，但在過程中慢慢被剝奪？如果我們能改變對自由的認知與想像，這個問題會不會有所改變？

Q：
聽完老師的演講，我想到一個有趣的悖論：假設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設定了一個目標，也就是生產與消費的循環，設定一個讓你期待的目標。如果我們用策略性思考，像是躺平、拒絕抵抗，這些策略能夠迎向什麼下一步的解方？如果在躺平或拒絕抵抗之後，又要朝向某個目標，會不會又落入資本主義循環的限制？

Q：
類似於前一個提問的想法，像橡皮筋一樣，繃緊會彈回來，彈回來好像可以休息，可是又一直覺得也沒有從中獲得休息。在這個框架之下，應該如何拿捏、尋找縫隙，找到適合自己的角度與體制共存？

A：
這三個提問的共同關懷是，如何應對、該做什麼事情避免被榨乾？各位可能依據感受、經驗、專業學科訓練，找出值得嘗試的可能性，或者存在、存活、反抗的策略。我的思考習慣、學術養成、寫作經驗，以及時間限制，使得我的著作以這樣的樣態出現，它基本上還是有限度的學術、知識生產。我比較關心思考框架，我無意也不可能給出任何具體解決策略。

工作基本上是意識形態，不同社會文化對工作有不同的想像與價值觀，如果要進一步思考不同職場的人際關係壓力、職場文化、對工作的想像與態度，每個人都不太一樣，在這本書寫完後，有個必要思考的出發點：不要把工作上的要求變成理所當然，工作並非純然客觀，每天做一點就能做完的東西。我時常引用「多重決定論」，我們不要誤以為哪個問題只能從哪個角度切入或以特定方法處理，沒有那麼明確簡單的因果關係，身心症、疲勞、倦怠亦然，應盡可能從多元複雜的角度看待。但是，有沒有共通點呢？有，就是「自我體察」，雖然這個概念很模糊，也牽涉到很多不同的脈絡。比如說，你發現自己講話講得太快，已經有點喘了，就不要繼續下去，沒有察覺的話，可能會過度換氣、休克。我有一個願望與期待，職場上很多的關係，不要只從職場管理要求的角度理解，感知到性剝奪、性騷擾，不也是一種自我體察的技術嗎？包括走路與工作的速度、人際關係、工作的意義，偶爾停下來想一想，增加自由的機會。

至於那種自由被剝奪的感覺，倦怠問題沒有這麼容易解決，它不是完全客觀的，這也是身心症麻煩的地方。有時候我們覺得呼吸困難、內分泌失調、肌肉緊繃，可能都是身心問題的徵兆，我們可以有很多種方式，重新理解哪些因素讓自己不自由、不快樂，或痛苦。

而問題中所提及的「悖論」，要做不做、生產消費，確實形成了某種惡性循環，我們可能想要反抗，又想做一些事情。可以想想阿岡本的「不作為」，例如：畫山水畫或寫書法，要把力氣控制好；在思想的層次上，有時候「不作為」有其激進性，在不作為的同時，保留了諸多可能性。例如罷工、微反抗、阿岡本的「褻玩（profanation）」，在玩的過程中，賦予規則不同的意義。小孩子的遊戲世界看似沒什麼意義，很日常瑣碎，其實過程中可以得到滿足與樂趣，如此才是豐富想像力所蘊藏的地方。在哲學層次上，我們應該思考躺平、罷工、不作為的共通點，讓日常不斷運作的機器有了縫隙，使其不運作。小孩子的遊戲即是如此，或者英文中的「pass time」，某種延伸出來的時間性，超出常軌的時間與速度，背後應該有某種思考邏輯運作，能夠讓人有點喘息空間，而非總是被要求以某種固定方式生活。縫隙、留白、不作為，甚至小孩子的遊戲世界，都很重要。現在有一種主流意識型態「韌性（resilience）」，我很害怕這個字眼，有些東西是假多元，帶有很大的制約性，像是「韌性」、「多元性（diversity）」，或者「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這些說穿了都還是主流的，資本主義運作出的商品或價值觀，如果能多一點自我體察，回頭反思看似美好的生活方式、價值觀與想像，總是比較好一點。

Q：
謝謝老師分享，我想回應哲學上的點。感覺這個討論的核心問題還是要扣在時間上，在時間這點上，老師比較強調時間在當代社會情境中，與科技、社會控制的掛勾與連結關係，但其實很多哲學家討論「時間」的時候，會強調人的存在意義上的時間，從古希臘以還就有兩個觀念——「時機」與「時序」，後者具有社會性，由社會建構，前者則比較有宗教意味，是上帝介入世界的時間點。我自己覺得班雅明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有個有趣的觀點，他把時機與時序對立，談論革命時，首先提出的是「要把時間解放出來」，從一個被操作的、同質而空洞的時序想像之中解放。在這層意義上，縫隙是為了讓人可以真正經驗時間，不管是記憶起過去的某個時刻，或是有新的開始，打破循環往復的時機。我想問的是，我們對時間的想像，如果要達到所謂救贖，是不是就不太適合往「社會時間」的方向去想？時間如果是社會建構的，那它本身就可以被操作，但是像班雅明、海德格，他們談論突破的可能性與自由的時候，都強調時間有種原生的、對人類而言最有意義的的時間定義，必須重新被找回來。我覺得可能需要區分人類存在意義上的時間跟社會建構出來的時間，比較好談論「存活」這件事情。

A：
同學幫我補充了「時序（chronos）」，即「chronology」的字源，與「時機（kairos）」，即介入的時間。另外線上也有類似的提問，在大環境既有的體制與規範底下，我們是否有辦法介入，至少減緩與時間相關的不公不義，我先回答這個題目。哲學家某種層面上一直在思想的高度，從神學、文學作品中想像另類的時間體驗與感受，有人會從巴托比，有人會從詩歌寫作、有人會從藝術品，也有人會從小孩子的遊戲世界。到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變異」，可能性就更多，例如莫里斯．拉威爾（Maurice Ravel）的《波麗露》，同樣的音符重複，其實在演奏過程中有無限的變化可能，例如加重、減慢、加速等等即興演出。任何音樂作品應該都有譜，帶有「chronos」的規範架構，但在既有規範架構的同時，也要強調介入的部分，製造留白、變異、想像空間的可能性，其實還是很豐富，賦予無比美好想像的意義。自然身體節奏的時間，例如生理上想睡覺，但外在的「chronos」所規範的時間要你去工作，這時候就會有衝突，讓你有機會反思，而非盲目應付體制機器的要求。雖然這麼說看似烏托邦，但朝九晚五的同時，還是可以對時間縫隙有所想像。我們不可能賦予「介入」無比美好、激進的意義，終究還是要站在大體系架構裡面。例如無政府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不受統治的藝術》，講述中國與贊比亞，一群人不繳稅、沒有兵役義務，累積了兩三千年不受統治，但只要有一群人共同生活，必然有制度規章、時間規範與要求，所有問題都回到這裡：不只是體制內外的問題，而是「有衝突」，像是倦怠就是身心衝突，不要想著用藥壓制，回過頭丈量一下腳步是否太快、忽略生活中的美好細節。有朋友也很關心如何解決體制上的不公不義，體制上一定會有所規範，理想上是體制要允許員工或學生，能有比較多的彈性。例如大學現在有心理假，但其實學生不想來上課可以沒有理由。總之，「縫隙」基本上需要良性體制在既有規範內，讓身處其中的人們能夠有自我調整、彈性選擇的空間。阿岡本的神學理論中，最後最根本的概念是，他並不完全否定律法的存在，而是希望律法能與人類生活的節奏互相配合，而非讓律法變成壓迫。想像一種律法能夠從人的內在生命節奏與規律出發，多一點信心，並非一切都是被資本主義碾壓的結果，而是可以相信人的某些快樂是不會受到體制所佔有、剝奪的，這還是一個必要的起點。體制並非不能改變，只是速度比較緩慢，需要眾人的合作與倡議，才能改變現有的體制。

主持：
謝謝涵榆老師，以下做個簡短總結。老師最後將「出路」一詞連結到 113 年學測國文作文題目，這樣的延伸非常有趣。對於體制改革，老師主要從美學與倫理的角度切入；而提到的「縫隙」，則讓我聯想到在宏觀體系中尋求改變的可能性——類似真實烏托邦論者於資本主義縫隙中開闢可實踐理想的空間。無論是哲學層次的思考，還是個人面對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態度，「縫隙」這一概念似乎都具備共同的啟發性。

謝謝勞工博物館，謝謝 Lightbox，也謝謝留到最後的大家。今天這樣的場合，希望可以成為各位在可能疲憊、可能倦怠之中的一個縫隙。